色道无“耻” 日本的妓女、艺伎及卖春合同
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11-06-07 16:17:14进入社区来源:《日本人的“色道”》

    [导读]为什么日本人常给世人留下好色的印象?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侵略战争中的种种奸淫暴行,其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他们自己是如何看待的?为什么强调“耻”文化的日本人其许多性行为却无“耻”的自我意识……

    妓女挂牌出售

    日本在很长时期内都处于走访婚时代,在婚姻制度上一直保持着野蛮时代的残余,男人可以自由地走访女人,作为一夫一妻制补充的妓女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日本的妓女、艺伎起源于何时呢?首先我们从艺伎这一类名称的来源来探究。日本“艺伎”(有的书中也写作“艺妓”)的祖先原本被称为“游女”、“神妻”,顾名思义即“游行女妇的艺能人”,指专事艺能的女子。职业妓女在日本的出现是在进入武家社会以后(12世纪以后),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各大都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游廓”,也就是妓院集中之地,游女的名声就更响亮了。而“游女”、“神女”一类的词语概念最早却是出现于中国典籍,日本人不过是借用而已。

    在中国,游女的本意不是卖艺之女,更不是妓女,而是浪漫而神秘的“神女”,她很可能会和你来个“一夜情”之后神秘地消失,却让你终生难忘、一生追忆。在商周以前,走访婚的习俗在中国还有残余,男人们很容易邂逅神女,体验浪漫的一夜情。在告别走访婚以后,神女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神秘之美,是古人眺望的闺楼上的少女,也是今天多情人为失之交臂而惋惜的美人,邂逅而未能把握的艳遇。

    在日本风俗业中,艺伎和妓女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艺伎和妓女的经营方式稍稍不同。日本妓女完全把自己看成出售的肉体,妓院的管理者在门前挂出妓女的照片,好像是饭店在橱窗里展示各种菜肴的照片一样。嫖客们更是把她们当做商品,“嫖客通常花很长时间相当公开地审视照片,以选择对象”,古往今来日本人在做这样的选择时是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的。一个在日本书店打过工的朋友说,他在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白领阶层在出售黄色书刊和录像带的商店里大大方方地挑选,然后到柜台上的女店员那里去付款,倒是他看着感觉到多余的害臊,似乎心理不健康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借种宋朝富商

    一切民族的性文化,其最初的风俗都是不能按照现代道德价值标准来评判的纯情和浪漫文化,纵观日本历史也是如此。但在阶级和贫富差别出现之后,在权力和金钱渗透情感世界之后,以前毫无索取的性行为就成为新的交易了。

    大约在平安时代中后期,在日本沿海港口也汇集了大量的游女,这是由于当时有大量的宋朝商人来日本贸易,在这些港口停留的缘故,于是妓女们便纷纷来这里讨生活。在一些史书中记载的日本女人找中国男人“度种”的传奇故事,恰好说明了这一现象。

    “度种”是怎么一回事呢?宋朝时江浙地区尤其是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有大批商人到日本贸易,往往为了等待信风要在日本停留半年以上。所谓的“度种”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当时的日本尚流行走访婚,晚上任何男人进入某个村庄,村庄里的女人都会开门延纳,何况是外国人,这让她们感觉更新鲜更好奇。更何况这些外国商人都很富有,不仅不会空手而来,而且比日本男人更温情脉脉,所以宋朝宁波等地的商人来到日本,走访当地的女人,和日本妇女结婚生子是司空见惯之事。那时的日本人是否特意选择美丽的女人来给中国人“荐寝”无法考证,好在“大和民族也不计较血统问题”,当时的乡村和庶民家庭仍然保留了不少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孩子等于是村落共同财产,谁当父亲都无所谓”。如此说来,“度种”即借种生育,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的确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那时中国经济文化远比日本发达,中国人自然是“优等”人种了,度中国人之种自然可以改善日本人之种,在被人轻视的日本庶民看来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身份。据考察,和来日本的宋人结婚的多是妓女,做妓女想必要有几分姿色,否则中州人谁肯光顾?到明代,一些中国史书还有转载日本女人“度种”的故事。类似的事到了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时期还有发生,曾经有许多日本学者觉得欧美人种优秀,号召日本女人度欧美之种。

    卖淫也签“合同”

    卖淫现象全世界到处都有,而日本的最有特色。说日本特色的卖淫,要算妓女和嫖客之间必不可少的合同交易以及有关账单的支付方式了,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本尼迪克特也注意到了日本契约卖淫的形式,她在《菊花与刀》中做了说明:

    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这时该男人成为独占她的主顾,并与妓院订立契约后把她变为情妇。这样的女人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一个男人可以不订契约就把一个女仆或女店员变为他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最缺乏保护。

    在有着走访婚传统的日本,女人被抛弃的情况很普遍,此所谓“始乱终弃”,更多的情况是男人的“喜新厌旧”。日本女性似乎很容易被乱性,日本的诗歌、“演歌”中这样的内容太多了,因此这类契约既是男人独占女人的依据,也是女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日本人不喜欢口头的君子协定,哪怕是海誓山盟,倘若没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写着,都是可以赖账的,这在日本文化中是不以为“耻”的。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卖色条约,“丈夫去过的妓院也有可能会把账单转给妻子,妻子会把支付账单作为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体现日本女人“贤惠”的所在,实则也是赖不掉的账。如果妓院把账单公开出去,或者打起官司来,没钱也嫖娼,或者嫖娼也赖账,那真是大笑话。日本人是最怕“羞耻”的,最害怕被众人孤立的,闹不好就是一个自杀来洗刷“耻辱”。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东京的卖淫还表现出它独特的季节性。据晚清才子王韬东游日本记录,“春夏盛时,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妓于秋风一起,辄锁户晦迹以去”,“柳桥之妓春夏则百余,秋冬减其半”。这种按季节卖淫的妓女被称为“外被”。这一卖春特色为何出现、何时出现值得研究,日本人称卖淫为“卖春”大概也来源于此吧。在这一行业,也有不为钱财的女人,甘愿做心爱的男人的“自愿情妇”。而能够做“自愿情妇”而选择男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是料亭里的上等艺伎和妓院里的高级妓女,普通的艺伎和妓女是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和身体魅力的。

编辑:贾彦萍